电视讲座20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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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讨论某一地域的文学，往往是和其他地域来对照比较，然後才可以较其异、求其同。我们要了解香港文学的独特性，以及它与其他地域的共通性，就必须先把它放在两岸三地的文学中来观察。

两岸三地的文学，基本上是以汉语或华文做为表情达意的工具。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，自然会受到同一类型文化的影响。香港自开埠以来，一百多年间，除了殖民政府英国之外，与它在文化、文学上关系最为密切的，首推台湾以及在地缘文化上无法分割的大陆内地。它与大陆接壤，可谓唇齿相依，与台湾也只是一衣带水。而一般人所说的两岸三地，大致也是就上世纪中期，国共内战以後，大陆与台湾两岸对峙的情况来说的。当时的香港，虽然曾有所谓美援文学，但毕竟没有明确的文化政策，也可能在有意无意间，采取较为模糊的立场，因此左右双方在此明争暗斗。不管是大陆或台湾，他们要争正统，各有各的文化政策，旗帜都很鲜明，但他们对於文学创作的主张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认为作家要具有使命感。当时南下香港的作家为数不少，固然有的亲左，有的亲右，不过也有人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，开始在香港定居下来，不再「东」张「西」望，也不再「左」顾「右」盼。他们在「各为稻粱谋」之余，从事了一些休闲娱乐性质的文章写作，甚至有人（像蔡澜）公开说：去他的什么使命感。我读过不少讨论两岸三地文学的文字，颇有一些是从这里切入讨论问题的。我以为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，但究其竟，却不能竟委探本。因此，我要另外采取一个比较宽广的角度，来看待问题。

我一直认为，要谈香港文学的特色，或者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的华文文学，应该先注意到一百多年来，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新旧文学的交替。这两个问题，关系到各地华文文学的独特性与共通性。

继承民初西学风气，化解对立而转为接纳

先说中西文化的对立。欧西文明之传入中国，影响士人，当然非自清朝中叶起，但确实是从这时候起，也差不多是香港开埠前後，它才随船坚炮利而叩关直入。英法之联军，以至列强之瓜分，固然使变乱纷乘的中国，感到莫大威胁，但不少爱国志士起先还以为中国武力虽然不振，远逊外敌，但论精神文明，则礼义之邦远非他国所能企及。所以有人故意译英国为「英狤猁」，有人以「射鹰」谐音影射要歼灭英国。等到清末民初，西学东传，政治、思想、文学著作经过译介之後，欧风美雨纷至沓来，中国读书人才惊觉西方国家不只船坚炮利，连精神文明也颇有一些超轶中国。关於这些，我们从民国初年，特别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旧学根柢深厚的国学大师如王国维、陈寅恪等人论著中，多用西方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术，就可以看出这种风气的转变。而这种风气的转变及发展，我们从两岸三地分别来观察，可以明显看到，从国共内斗开始以後，能继承民国初年西学风气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，化解对立而转为接纳的，首推香港。胡适在1935年来香港演讲〈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〉时，就说过希望香港能成为「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」。「新文化」当然是指接受西方的文化与思潮。有人说香港自上世纪中期，一方面带动了後来台湾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潮流，一方面也变成了大陆闭关自守时中外交流的唯一窗口。或许可以这样说，中西文化由对立而转向接纳，香港因接触西方文明较早，因而走在台湾、大陆的前面。後来台湾一度超前了，政府民间都非常鼓励，出版品非常之多，影响力也非常之大，受到各方瞩目，因此也有人以为在接受西方文化思潮方面，台湾的脚步应该在香港之前，其成就也超过香港。现在则大陆正迎头赶上。

民初香港文坛重视旧文学，反对白话文

在新旧文学的交替方面，两岸三地也呈现了同中有异的情况。历来谈论香港文学，或者两岸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人，一向都只把眼光放在新文学上，而很少顾及旧文学。这里所说的新文学，指的是用现代汉语或白话文写作的文学作品。事实上，几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学，在清末民初以前，绝大多数都是用文言来写作的。它历千百年而变动甚少，即使到现在，不要说是香港、台湾或大陆，就连世界各地都仍然有人在使用文言写旧诗，填词作文。我们不应该说现代人用文言写的诗文创作，不是现代文学。因此，谈这个问题，我们应该注意到新旧语文的交替与观念的递嬗。前者关系著诗文的新变，自清末民初开始，一切文章写作，已多舍文言而就语体，恰如1916年胡适文学革命之所主张；後者关系文学的观念和文类的发展，姚鼐所说的古文辞，大家认为已不实用，古人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，却反而被一般人所喜爱，一如梁启超在〈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〉一文之所鬯言。文学的观念改变了。由经国之大业、不朽之盛事，一变而成消闲娱乐之用。它重在感染读者，而非直接宣扬政教。

这种风气、观念的转变，我以为最主要有下列几个因素：一是从1906年起，旧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了，读书人求学、就业、谋生、应酬，已不再以文言旧传统为依归。二是从清末民初开始，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，学校制度改弦更张，逐渐加重外国语文、西方文明、现代科技的课程，而同时却削减了古典经史之类国学的肄习。三是文言难学，白话好用，又多不学而能。人们本来就容易趋易而避难。因此，先则经史子集，继则诗词歌赋逐渐鲜人问津，成了专门之学或绝学。例如1921年，香港文学研究社创刊《文学研究录》，主张因文卫道，发扬国粹，重视旧文学，而反对白话文。这反映了民初香港文坛的状况。难怪侣伦在其《向水屋笔语》中慨叹五四运动未在当时的香港起什么作用。如今白话则已几乎取文言而代之，成为大众日常使用的共通语言。

国粹派、西化派，甚至鸳鸯蝴蝶派，共存共荣

现代文学创作既以现代汉语为主，久而久之，大家所说的文学创作，也就约定俗成，以为全是用白话写作的「新」文学了。

了解这种情况，我们再来观察、比较两岸三地文学所使用的语言，就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：大陆最早提倡普罗文化，一般人早已弃文言而用白话，文学创作者很难自外於现实的政治社会；台湾虽经日本统治，却一直文言白话兼顾，除近年来提倡本土化之外，一直以维护中华固有文化为己任；而香港在被英国管辖期间，文化政策一直模糊，因此国粹派、西化派，甚至鸳鸯蝴蝶派，都可以共存共荣。他们多数很功利，懂得「适者生存」的道理，知道何时应该「转←」。

台湾和香港受到美、英等外国文化影响比较多，在大陆闭关自守时期，学界文坛来往交流比较多，因此台港二地在上世纪中後期，常常互通声气，在华文文学的影响上，一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不只新、马、菲、越等地，连韩、日、欧、美各地的华文作家，在上世纪最後的二三十年，很少不在台湾出书或发表文章，很少不与台湾文教界接触。而在他们与台湾接触的过程中，也几乎同时与香港有所联系。

因此，有的人谈香港文学，说它具有「意识自由」、「题材通俗」、「风格多样」等特点，我以为所言过於浮泛，未中肯綮。试问意识自由、题材通俗、风格多样等等，何尝不是台湾或其他某些地区文学的共同特色？也因此，要谈香港文学的独特性，除了应该从其语言习惯著眼，更应该从某些文类的成就，去和其他地区比较，找出香港文学的真正独特之处。它应该是香港所独有的，或者它是香港所创始而领先的。

香港文学出奇制胜处，在於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学写作

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香港文学，把它放在两岸及各地华文文学中对照比较，我们便可以看出下列几个特点：

一、金庸、梁羽生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，承还珠楼主、王度庐等人之後，结合历史，熔裁诗词，运用电影等表现手法，融传统於现代，无疑为武侠小说开辟新天地，影响了後来在台湾写作的卧龙生、司马翎、古龙等人。他们的作品不仅风行一时，至今不衰，而且已倾销大陆，引起广泛的回应及盗印的热潮。这是香港文学的光荣。

二、除武侠小说之外，香港所出版的新侦探、历史改编及科幻小说，较之其他华文地区，也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。至少在上世纪中期以後，倪匡、南宫博等人，都是我们在谈张系国、高阳等等科幻、历史小说时，不能不提的香港作家。

三、香港报刊杂志的专栏文字，形式篇幅极为短小，通常五百字上下，内容则无所不包。群雄英雌各据一方，分而读之，有时神龙见首不见尾；合而观之，则俨然看到了香港速食文化的缩影。真的麻雀虽小，却五脏俱全。从早期左舜生、易君左、曹聚仁等人的文史小品，到现在董桥、陶杰、刘绍铭、李碧华等人的泼墨即兴之作，都可谓各领风骚，展现了香港专栏作家的学养才情。衡之其他地区，确属罕见。这何尝不是香港文学的独特处？

四、以前有人批评香港是文化沙漠，爱护香港文学的黄维梁，曾写专文加以驳斥。事实上，批评的人重点是说香港特重饮食男女，较少顾及其他。饮食、休闲、娱乐文化，如果真的是香港的特色，那么，何必强加辩解呢？在我看来，香港文学的独特之处，正是在通俗文学、庶民趣味之中，兼取中西一些新颖的形式技巧，加以揉合，因而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。莫言写山东红高粱，李锐写西北黄土地，苏童写江南世家，陈映真、黄春明、王祯和写台湾乡土人物，各有各的地方特色与语言习惯。香港人是学不来的，也不必学。那么，香港人写什么呢？语言出於中古粤语，文化属於岭南文化，作为一个国际闻名的大都会，香港文学能够出奇制胜处，正在於致力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的城市文学的写作。自古以来，城市文学就离不开饮食男女，离不开大众化，趣味化，通俗化，商品化。唐宋以後的传奇、话本、杂剧、戏曲，不都是因此而兴起的吗？